数字化浪潮深刻重塑了信息传播格局，网络空间已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。然而，网络谣言这一顽疾也随之加速演变，从早期零散的文字杜撰，迭代为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生成仿真图文视频，其传播速度、欺骗性与破坏力均呈指数级上升。网络谣言治理，由此成为关乎社会秩序稳定、公众信任维系与数字文明建设的时代命题。近年来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从监管部门到平台企业，一场多主体协同、技术赋能、法治保障的网络谣言治理实践正在纵深推进。
一、技术迭代之下，谣言治理面临新挑战
当前网络谣言治理的最大变量，来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，人工智能工具的不当使用使AI谣言量高速增长，近半年信息量增幅达65%。相较于传统谣言，AI造谣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。
仿真度高、辨识困难。 造谣者利用AI工具，输入关键词即可快速生成看似“有图有真相”的内容。从伪造警情通报到合成灾害现场视频，普通网民仅凭肉眼几乎无法辨别真伪。这种技术加持下的谣言，彻底改变了传统谣言“一眼假”的粗糙面貌，往往在官方辟谣之前，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大规模传播。
成本极低、批量生产。 有案件披露，某机构利用AI一天即可生成7000篇假新闻。低廉的生成成本意味着，造谣不再是偶发的个体行为，而可能演变为有组织的产业化运作。公安部数据显示，仅2026年上半年，全国就侦办利用AI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，依法查处190余人。
传播裂变、溯源困难。 AI谣言依托社交平台，能在极短时间内实现跨区域、跨圈层的指数级扩散。而跨平台传播的特点，使得溯源追责面临管辖权与技术壁垒的双重障碍。
这些新特征共同指向一个现实：传统的“人工审核+事后辟谣”模式已难以应对技术化、产业化的谣言生产。网络谣言治理必须进行系统性升级。
二、法治先行，划定技术应用与内容生产的红线
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，这一原则在网络谣言治理领域体现得尤为具体。
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涵盖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、深度合成管理、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等维度的法规体系。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》明确将“散布谣言，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”列为违法信息，要求平台建立谣言处置制度。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则进一步规定，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不得生成虚假有害信息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司法实践正在释放明确的信号：标注AI生成不能成为免责挡箭牌。 2026年，重庆一网民发布AI生成的“南岸立交垮塌”视频，尽管标注了“内容由AI生成”，仍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6日。监管部门的态度清晰而坚定——内容标识是合规要求，而非违法行为的豁免条款。同年，北京互联网法院将故意使用生成式AI捏造事实列为从重处罚情节，标志着司法层面对AI造谣的定性进一步收紧。
在执法层面，公安机关依托“净网”专项行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。北京警方近期通报的3起典型案例中，涉案人员均因编造谣言博取流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，罪名涉及严重扰乱社会秩序。从行政处罚到刑事追责，法律责任的阶梯逐步抬升，形成了对造谣行为的梯度震慑。
三、技术对抗技术，以“智防”提升治理效能
面对AI造谣的技术化升级，以技治谣成为必然选择。
平台层面的技术拦截正在提速。 抖音推出的“可信社区守护计划”中，AI求真大模型能够筛选和召回潜在谣言内容，通过检索权威信源进行自动查证，并在复杂情形下引入人工复核。据披露，该技术使平台谣言治理响应速度从以“天”为单位压缩至以“小时”为单位，谣言被处置时的平均浏览量下降了62%。AI内容鉴定功能也已面向公众开放，用户可上传可疑视频、语音、图片，一键检测是否存在AI生成痕迹。
智能辟谣的基础设施持续完善。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整合了111家单位资源，新华网联合中国科大、支付宝上线了辟谣领域首个中央主流媒体AI智能体“AI探真”，在食品、健康等高频谣言领域实现智能辟谣。技术手段的介入，正在改变“谣言跑在前面、辟谣追在后面”的被动局面。
然而，技术治理也面临自身的边界。算法识别存在误判风险，AI生成技术的演进速度始终快于检测技术，跨平台传播使得单一平台的治理效果被稀释。这意味着，技术手段是网络谣言治理的重要支撑，但远非全部答案。
四、社会共治，打通辟谣信息抵达基层的“最后一公里”
再高效的辟谣机制，如果信息无法抵达最需要的人群，治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基层社区尤其是谣言治理的薄弱环节——网格微信群人数众多，却往往缺乏专业的谣言辨识者和及时的权威信息供给。
常州的探索提供了有益参照。该市组建了全省首支市级网络辟谣志愿服务总队，并创新推出“青年楼长”项目。2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全市112个社区网格群，在辟谣联盟的专业支持下，帮助居民分辨各类信息、解答心中疑问。这种“进圈入群”的模式，恰恰解决了辟谣信息无法触达基层末端、缺乏互动解读的痛点。
与此同时，防谣宣传的形式也在发生转变。常州天宁区推出的“木兰说节气”表情包，将辟谣知识融入节气文化和居民日常聊天场景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。这种“接地气”的科普思路，比生硬的通告和海报更具渗透力。谣言治理的根源，终究在于防谣反谣意识的深入人心。
五、长效治理的路径展望
网络谣言治理是一项长期性、系统性工程。从当前实践来看，几个方向值得持续深化。
协同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。 谣言跨平台传播的现实，要求建立跨平台、跨区域的协同治理机制。单一平台的治理行动，往往只是将谣言“驱赶”至其他平台，而非真正消除。监管部门、平台企业、行业协会之间的信息共享与联动处置，仍需在制度层面加以固化。
涉企谣言治理需要精准施策。 网络谣言不仅扰乱公共秩序，也直接冲击企业声誉和营商环境。重庆探索建立的涉企侵权“举报+辟谣”联动机制，由网信、经信、金融管理等部门组成“辟谣专班”，“一企一策”服务企业应对网络谣言，为经济领域的谣言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。
公众素养的提升是治本之策。 技术可以拦截谣言，法律可以惩戒造谣者，但唯有公众自身的辨识能力提升，才能从根本上压缩谣言的生存空间。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社区教育体系，针对“一老一小”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科普，是网络谣言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，守护这片家园的清朗，需要法治的刚性约束、技术的精准赋能、社会的广泛参与，也需要每一个网民从“被动接收”转向“主动辨识”。当真相的传播速度赶上甚至超越谣言，当理性的声音在算法推荐中不再被情绪化内容淹没，网络谣言治理才算真正跑赢了这场漫长的赛跑。
问与答
问：AI生成的谣言视频已经标注了“AI生成”，为什么还会被处罚？
答：标注AI生成是内容标识的合规要求，不等于免责。根据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使用AI不得生成传播虚假有害信息。重庆案例中，发布者虽标注了AI生成，但视频内容涉及“立交桥垮塌”这一灾情谣言，客观上引发了公众恐慌，扰乱了公共秩序，因此仍被依法行政拘留。
问：网络谣言治理目前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？
答：主要难点在于AI生成内容的逼真度不断提升，普通网民难以辨别；同时，谣言跨平台传播使得单一平台的治理效果被稀释，溯源追责面临管辖权和技术壁垒。此外，AI生成技术的迭代速度往往快于检测技术的更新速度。
问：普通网民在发现疑似谣言时应该怎么做？
答：首先，不轻信、不转发，避免成为谣言传播链的一环；其次，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App的AI内容鉴定功能，上传可疑视频或图片检测是否存在AI生成痕迹；第三，关注官方辟谣平台和权威媒体账号，获取核实信息。如果确认是谣言，可通过平台举报入口或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进行举报。
问：平台企业在网络谣言治理中承担什么责任？
答：根据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》，平台应当建立谣言处置制度，健全实时巡查、应急处置等机制。具体而言，平台需要运用技术手段主动发现和拦截谣言，对确认的谣言信息及时下架并纳入谣言库，同时为权威辟谣信息提供传播通道。平台“明知或应知”谣言存在却未干预的，可能承担连带责任。
问：为什么基层社区是网络谣言治理的薄弱环节？
答：社区网格微信群人数众多、信息传播快，但往往缺乏专业的谣言辨识者和及时的权威信息供给。传统的辟谣通告、海报等方式触达率有限，而群内互动中产生的疑问又难以得到即时解答。常州“青年楼长”项目的经验表明，让专业辟谣力量“进圈入群”，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路径。
问：涉企网络谣言有什么特殊危害？
答：涉企谣言不仅损害企业声誉和商业利益，还可能冲击行业信心、影响市场秩序。部分造谣者通过编造企业负面信息进行敲诈勒索或商业不正当竞争。由于企业名誉损失难以量化，且辟谣需要时间，即便最终澄清，损害往往已经造成。因此，涉企谣言治理需要“举报+辟谣”联动、多部门协同的精准应对机制。
问：AI技术能否完全替代人工进行谣言治理？
答：目前还不能。AI技术在谣言识别、溯源、拦截方面具有效率优势，但存在误判可能，且面对复杂语境和“真假参半”的融合型谣言时，AI的判别能力有限。实践中，平台通常采取“AI初筛+人工复核”的模式，在效率与准确性之间寻求平衡。
问：网络谣言治理中“防”和“治”哪个更重要？
答：二者不可偏废，但“防”是长效之策。“治”解决的是已发生的谣言问题，而“防”旨在提升公众的辨识能力和科学素养，从需求端压缩谣言的生存空间。常州的节气辟谣、表情包科普等实践表明，将防谣融入日常生活场景，比事后辟谣更具成本效益。
